终于忙完了这一段的工作。终于让各位领导在我的请假单上签字。终于要踏上去四川的旅程。
 
        说“去四川”，而不说回家，是因为我已经无家可归。我怎么跟别人介绍自己呢？我是理县人——理县早已是遥远的梦中的故乡，连带着碉堡顶上冷冷的月。那一年回去，看见从小生长的，花岗岩砌成的房子已不知去向，而原地矗立着的是所谓电力公司的办公楼，心中大恸，乃抱头而去，从此不愿回乡。而故乡的记忆，也慢慢定格成老街的碉堡，和碉堡顶上挂着的冷冷的月。

        于是习惯了说：“我家在都江堰呢。”算起来，从1988年搬家到都江堰，竟然已经有20年了。虽然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外来人，但不知不觉之间，这套房子却承载了我点点滴滴的回忆：书桌太高，我每天写作业的时候，不得不垫上很高的坐垫；书柜里有一格永远放着我的《作文通讯》、三毛文集，这些书都是一毛一毛省下的零花钱买的，经常在扉页看见当年的自己，故作老成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题记。周记本上的高中岁月似乎总是那么惆怅和压抑，让老师唏嘘之余给上一个A；现在想起，却是简单而快乐的时光。

        可能因为现在自己的房子，是装修好，买了成套的家具才住进去，总有些失真的感觉。而都江堰这套房子里，一桌一椅，一床一凳，都跟有漫长的磨合期，秘密存封了若干快乐或不快乐的回忆。家里的电器，都是过去十余年间，一件一件更新的。每一次，几乎都是在假期，我和父母一家一家商场看过去，选定的。所以，即使因很久没有重新粉刷而变得斑驳的墙，看上去，也是那么妥贴和亲切。几乎没有选择，从中学时的寒暑假到现在的黄金周，我的假期，几乎都会直奔这里。

         但现在不行了，或许从此不可能了。地震改变了一切，这栋承载了我们20年记忆的房子，已经摇摇欲坠。唯一让我安慰的，是父母均安然无恙。

        所以，我能做的，是去往父母暂居的中江。此前的5月16日，都江堰政府要求市民投亲靠友，暂且离开。这个“投靠”一词，让父母非常反感，也唏嘘不已：几曾想，“灾民”、“难民”这样的词汇，竟然和自己扯上了关系，几曾想，自己竟然不得不背井离乡投靠他人呢？

        车近成都，灾区的氛围逐渐浓了。高速公路上隆隆驶去的是大卡车车队，车身上是触目的鲜红的横幅，浓墨重彩地写着“抗震救灾”，竟是让人不得不心惊。

        市区里，路旁的小区，如茵的绿草依然，但绿草上密密布着的是帐篷，地震的恐慌渐渐浓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终于到了中江，见到了父母，惊觉他们的苍老，却不得不藏起眼泪，做出兴高采烈的姿态。但藏不住的，却是所有人，包括路上行人脸上的茫然和惶惑。
 
         这时，已是黄昏，太阳西去。日暮啊，乡关却在何处？

    

        暴雨。
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车开在高速路上，雨刮几乎不起作用，只听雨点密集地打在车顶，如雷声般轰鸣。车行之处，水花四溅，眼前更是一片白茫茫。如果不幸有货车或大客车开过，我们的车就直接被激起的浪淹没，遭受“灭顶之灾”。这样战战兢兢地前行，突然前面“巨浪滔天”，开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两辆车追尾：一辆货车超车，激起的浪让旁边的轿车隐形了，轿车司机看不见前方，本能地刹车，却被后车撞个正着。所幸车虽然严重受损，人都没有受伤。

        惊魂未定地继续前行。在这样的天气执意上路，不过是为了去那个偏远的主城区，XX大学，就这次心理援助活动谈合作的事情。

        从午睡中被唤醒的院长非常倨傲地接待了我们。我们关于志愿者的介绍才刚刚开头，他就不屑地打断了：“你们为什么要组织志愿者，不和我们合作呢？”

        我们大喜：“我们就是来请求支援的。我们需要对志愿者进行培训。”

        他摆摆手：“我知道你们的活动，不过，重庆能有多少灾区伤员？据说是留出了5000个床位，那就最多5000人，最长三个月吧——他们也不能老住在医院里，病好了得出院回家吧。所以，你们这个志愿者活动其实没有必要，还不如把经费投给我们。我们的应用心理学，五六年了，一直没有找到方向，有人说，应该做基础研究；有人说，应该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。一直摇摆不定，现在好了，我们找到了方向：做灾后心理研究。”

       “ 你们看，美国有飓风，有地震；日本经常有地震；台湾也有地震……这一次，我们也地震了，而且伤亡人数非常大。日本经常地震，所以老百姓对地震有心理准备，当然，也有研究价值。但现在好了，这次中国地震，很多老百姓是没有心理准备，而且伤亡非常大，所以灾后的情绪反应会比较明显。这是非常难得的好机会，所以我们终于确定了方向：要做灾后心理研究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第一批志愿者进入灾区之后，我们紧接着派出了第二批。可以说，到目前为止，除了我们，还没有第二家想到科学研究，并这么快就启动。我们要尽可能多地占据样本，尽快出成果——科学研究也是政治性的，我们要趁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汶川大地震上，尽管把成果做出来，发到国际专业刊物上——会优先考虑Nature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不过，现在灾民受到的干扰非常大：救援工作还在继续，很多人挤在一个帐篷里，救济物资和志愿者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入。灾民还要担心家人，担心未来。人群的走动、各种声音、气味，都会让他们受到干扰，无法顺利完成心理实验。所以，我们急需要一个流动实验室，把灾民带到一个相对安静、与外界隔绝的环境，来进行心理实验。所以，我觉得，你们与其在重庆组织志愿者，不如把经费给我们，捐一辆这样的流动试验车给我们。你们组织志愿者不就是为了宣传自己嘛，我们的论文一出来，来采访的人肯定多，所以宣传效果一定比这个好。”
 
          我已经无法开口，只好由于一本正经地回答：我们组织志愿者，其实只是顺应年轻同事们的要求，同时也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为抗震救灾做一点贡献。至于宣传，自然也会进行，但却不是最主要的目的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哦，你们没有钱，可以去找你们的关系户啊。但是这件事，还是不要太大规模宣传，我们要抢在别人前面，把研究做出来。现在，我们在学院招募志愿者，学生报名很踊跃。但真正做研究，还是需要运作经费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“至于你们的志愿者活动，当然也很有意义。但志愿者终归是志愿者，最后能坚持下来的，还是我们这些专业人士。所以，还不如一开始就把经费投给我们。至于捐钱捐物给灾区，也是贡献，但我们这个是延续的，长期的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 “我知道，你们也私下和我们的老师接触，请他们去培训志愿者。这种事，我可以当作不知道，包括你们给他们什么好处……我们不像XX的老师，他们动不动就提到钱，我不会这样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看这个地震带，1933年叠溪大地震，1976年松潘大地震，2008年汶川大地震，中间隔了43年、32年，所以不用专家，我也可以断言：30年左右还有大地震，伤亡未必比这次小，所以我们的灾后心理研究大有可为……”
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 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这位刚刚扶正的院长（他递给我的名片上，还写着副院长，是当着我们的面，把这个“副”字狠狠地涂去了），掩饰不住的兴奋。即使在说到此次伤亡惨重时，亦是如此。

        话题兜兜转转，不过是名——论文、利——经费两个字的结合。只是，所有的科学研究，不是应该以为人类服务为终极目标吗，在这里，即使以数万人的性命、数百万人失去家园为代价的“千载难逢的好机会”，原来不过是换来一篇论文和N点影响因子罢了。遑论其他。

        最后一点，现时绝非做心理调查的时机，对灾民来说，最重要的，不过是安全、安稳，忘掉地震的噩梦。所有的回忆，所有的过去，暂且都要抛在一边。而此时去做调查，其实是逼他们回忆那一瞬的恐惧和不堪回首，对心理，只会造成二次伤害。即使只是断断续续了解心理援助，我也知道了这一点，而一个心理学院的院长，却可以不明白，如此迫不及待地就开始调查了吗？而终极目标，不过是一篇Nature的论文。

       这是确实的消息了，原来办公楼内回荡的耳语并非空穴来风，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有被证实的时候。

        DW要解散了。 

       从我创刊这本杂志开始，便看到公司的新项目如走马灯一样上马、撤掉。同期创业的兄弟中，超女倒下得最早，在2006年超女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就夭折了，留下一大笔亏空，要胖子至今仍在拼命做书来填；Ye！也没有挺太久，去年年底结束了，近千万的亏损，成为董事会厉声斥责的反面教材，现在正在清理他们的桌椅板凳；数字出版出现得突然，又戛然而止，终止得如此神速，只留下被我们收编的几位同事，还记得当初的宏誓大愿；网站部在如同猴子掰苞米那般，开了无数网站、丢了无数网站之后，悄无声息地消失了……

         现在，剩下最后一位和我并肩作战的兄弟：DW，跟我们说再见了。

         资本的确是无情的。

        我深感到兔死狐悲的寒，和前途迷离的茫然。

        这次地震，自己没有能回去和故乡一起共患难，甚至没有去和家人一起共患难，心里不是不愧疚的，虽然他们反复说：我们都好，你千万不要回来……

       这次地震，公司的角色缺席，除了那次例行公事的捐款，再无任何举动，所谓回报社会，所谓社会责任感，原来都是教育别人的，知识分子的凉薄，有时候比商人、暴发户来得狠毒多了。

       部门的小年轻满腔热血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却只能各自为阵，有跑到街上去献血的，有跑去红十字会打杂的，有自己和几个朋友凑成一个车队去送救灾物资的。虽然领导们一再强调：不要影响工作，但看看他们忙前忙后，我却没有说话的勇气——难道公司已经这般冷漠了，我还要去泼这些年轻人的凉水吗？

       但我却不赞成他们去灾区。因为他们没有一技之长，去了灾区，恐怕会给救援工作带来困扰：据参加救援的亲友说，搬那一块砖，怎么扶救出来的伤员，都是有讲究的。这帮书生，恐怕做不来。但轻人的热血，原是民族的良心，是何等的弥足珍贵啊，是不能就这般凉下去的。

        所以就开始想，如果能把他们所学的知识，和为灾区做贡献结合起来，是不是会更好呢？就把这个原则交给了他们，不管怎么折腾，我总归支持就是了。

       于是就有了这个心理支持救援队的诞生。重庆要接收5000多伤员，而他们应该都需要心理救护。在所有人都往灾区跑的时候，这里就成了盲区，再加上我们一直关注和报道这个领域，还是有一定优势的。

       所有的人一拍即合，开始加班。做袖标、横幅，找专家，写章程，联系医院，联系专家……总共才8个人呢，我们还在加班做稿子呢，还在紧急出外采访呢，居然能在一天时间内做完。这边发胶片，那边已经招募了100多人，已经联络了专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，已经联络了专业人士进行了第一次心里援助活动了——要知道，20日下午几个臭皮匠拍板就这么做，21日下午进医院做第一次援助，晚上培训，还不到24小时啊。

        志愿者报名很踊跃，原本以为一天时间，有50人已经很好了，结果150人的会议室还有很多站着旁听的人！这还是我们到后来不断劝阻的结果：培训是每周一次，这次人实在太多了，你下次来吧。
 
        于是，看着会议室里那么多专心听课的志愿者，我忍不住落泪了。我发现自己最近哭的次数，可能都超越了过去几十年。但由于要为这次组织志愿者活动奔走，我不得不把归家的计划延后，不知道父母是否会失望？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PS.  再次BS公司。X总听我说了志愿者的事情，说：是公益活动？再无下文。X副总的反应：不要耽误工作啊……
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因为报名的人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，原定的会议室坐不下了，我不得不更改会议室。求到集团领导那里，借用本公司下属酒店的会议室（开会的地点早在网上公布，临时更改恐造成混乱，那酒店也在本楼）。结果XX副总慷慨赞助：会议室租金是1200元，你是做志愿者，我支持你，就800块吧。可怜我只能私人垫付了这笔钱——公司一分钱经费都没有拨下来的说，可怜我还是以杂志社的名义做的这件事。

         所以我就在这一小时内完成了角色转变——从志愿者变成了乞丐，到处找免费资源，苦苦说服公司拨经费——医院要求我们统一着装，做T恤要钱；培训场地如果找不到免费的，还是要钱；郊区的志愿者偏偏是专业人士，每次出任务带志愿者，交通费和盒饭是要补助的吧？——还是钱。

        原来没有钱，公益事业也不能持续发展——不说了，立即做计划书，到处乞讨去吧。